基本情况

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中国大饥荒、三年自然灾害，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9年—1961年间因为三面红旗运动而发生全国性饥荒的一段时期，也有学者将1958年、1962年划入饥荒时期。据各方估计，三年困难时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三年大饥荒类似于1932年苏联大饥荒的事件重演，主要成因包括“大跃进”政策失当、人民公社化运动、制度弊病、中国外交困难等。

名称

中国政府

对于1959年—1961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大饥荒，中国官方对此有“三年自然灾害”、“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等宣传法，还有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等称法。

1962年初，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将大饥荒的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点。但此举引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等人的不满（毛认为应当坚持三面红旗、成绩大于错误），并成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批斗和迫害的原因之一。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人为因素正式被指为大部分的主要原因，不过仍偶尔会有一笔提到自然灾害。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并将主要成因归结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学术界与国际社会

学术界称法包括“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大饥荒”、“中国大饥荒”、“中国三年大饥荒”、“大跃进饥荒”、“毛氏大饥荒”等。而事实上，大饥荒所发生的时期有不同说法、并不局限于“三年”。贾斯柏·贝克、巴兹尔·阿什顿、文贯中、杨继绳、冯客、周逊等人的著作均采用1958年—1962年，还有一些外国情报机关（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查到是从1958年开始的。另外因为同时期的降雨与天候分析，国家气象局预报皆没有大幅波动，因此自然灾害论则在除中国官方机构以外，各界几乎不会使用此说法。

历史背景

工业化及大跃进

从1955年开始，由于批判右倾思想的影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趋势，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的指标。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发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1956年2月份，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决定把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1956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初稿，其中写道“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加重了反冒进的分量， 同时更进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暂时遏制住了经济建设大幅冒进的趋势，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提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同时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可，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对此作了批评，并提出“反反冒进”。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运动”，对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极大打击，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埋下祸根。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和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开始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但此后，1958年10月起，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定转变，他在11月20日的武昌会议上说：“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特供体制

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其高级干部的食物、肉类及香烟不虞匮乏而批示“特需供应”的报告，依官员级别满足所需，造成特权供应。1960年7月30日，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8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同意报告内容并发至中央各部、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科学院等机关单位，决定对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保证肉、白糖、甲级烟、鸡蛋的供应。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齐燕铭的《报告》至全国各地区，改用了“特需供应”一词，并指示相关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建立起各地统一的副食品特需供应标准。1961年2月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陈云按照其妻于若木的建议，又对高级干部以下级别的其他干部，供应定量的白糖和黄豆。

此外，在大饥荒时期，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计划配给体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应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干部又按照级别高低获得不同的饮食待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访时回忆：“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 历史学家王曾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时称，看到高干身份的北京大学校长脂肪丰富的腹部，心里就生气，而“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

1961年，毛泽东在杭州阅读《人民日报》

对于毛泽东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况，存在着不同描述。1959年毛泽东生日准备了六道菜，有奶汤鱼头、扒羊肉、小干鱼等；而对于1960年毛泽东生日当天的饮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描述。据中共官方出版的文献记录，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卫士张景芳回忆三年困难时期陪毛泽东吃饭的情况：有一次吃海参，毛看他不吃便给他夹，太滑掉在桌上，为了节俭，毛把它捡起来吃掉，还有一次毛泽东提出要求不再吃肉，在与汪东兴谈话达成妥协后改为“两个纯素菜，两个青菜里适当放些肉”。毛泽东在1961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654.82元，1961年10月公债开支私人客饭59.84元和115.11元两次；按1961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计算，折合黄金243.9克，换算成2012年的价格在8万元人民币左右，而同期北京市民一个月生活费13元左右。也有报道指，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烟酒肉茶一直没有间断，生活待遇比其他中国人好，譬如许多省、市大兴土木，为毛以及其他官员建造行宫。

饥荒情况

产粮下降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1959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具体数字上，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亿斤。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2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称，1961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出现下跌，有工厂关闭，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被扰乱，数以百万的人严重营养不良，并且出现广泛的饥荒（widespread hunger）。此后，中情局在1962年9月的另一份报告《共产中国的上升死亡率（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死亡率（中国大陆）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此外中国大陆在1959年到1961年的年粮食产量也低于1957年的水平。

死亡人数

受政治因素影响，各方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均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大陆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此外，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普查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此外，前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讲课时称，他当时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统计得出死亡几千万，报告送交毛泽东、周恩来，周要求他们销毁。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官方的一些出版物中有提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其它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也均有承认大规模人口饿死的历史事实。

自1980年代起，中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死亡人数大多在1500万到5500万之间，其中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农村的农民；中国大陆学者亦有数百万死亡人数的估计。按死亡人数而论，此次饥荒被广泛视为是人类历史或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严重的饥荒。此外，1964年7月3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共产中国的国内危机：至1964年》情报文件第82页中称，毛泽东本人认为，1960-1961年间有超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公安部人口学专家王维志自1961-1962年起通过研究调查，认为在1959年-1961年三年里，非正常死亡大约3300万－3500万。1999年英文版《共产主义黑皮书》称之为“史上最大饥荒”，约3000万人因此死亡。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列举各方观点，结论是从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144万，如果从1958年算起，那总数接近3000万。《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造成了1959-1962年间约有2000万人饿死、1959-1961年间中国饥荒造成1500万–3000万人死亡。

虚假宣传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受到蒙骗，误以为中国没有闹饥荒。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大跃进期间周游中国后报道称“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谎言”。

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

各省情况

四川：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根据官方的《四川省志》，四川人口从1958年到1961年连续四年负增长，1960年人口死亡率达到了最高的53.97‰，当年全省有65个县人口负增长超过 50‰，17个县超过80‰，7个县超过100‰。1961年底全省人口为6459.2万人，比57年的7081万人，减少约621.8万人。其中仅乐山专区1958-1961年人口即减少55万，南充专区人口减少36.5万；记者惠文在成都平原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了日记，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写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1958年转为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但到了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盘公社的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普安公社人口也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也死了40％以上。”

安徽：当时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500万人。而依据地方志，可以推测大饥荒期间安徽非正常死亡应有400万人，最低估计也不应少于350万人。中共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李坚调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间饿死人的总数，将生产队、公社，再到每个县的统计数字逐级汇总，安徽全省饿死人总数350万，正式上报为300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在文革后表示：核实结果，安徽饿死350万没错。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原安徽省亳县人大、人委办公室副主任梁志远回忆称：“全县农村71万人口，据多点调查推算，死亡人口达20万人以上，人吃人多处发生。”

河南：依据地方志，1958－1960年河南共死亡325.9万人，其中1960年死亡193.8万人，粗略估计非正常死亡约150万人，主要发生在1960年，达135万人。南阳：1960-1961年间全区共减少27.6万人；许昌：1959-1961年全区共减少8.5万人；商丘：1959-1961年全区共减少5.4万人。

河北：1958年4月至8月在河北景县，曹朴庄、白王柯枝和沈家李志窑三个村就因粮食虚报，加上有关部门和上级拖延应对，造成粮食供应困难，导致共8人饿死、另1人自杀。事后地方当局关注，而组成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到当地查明情况，但中共河北省委是在过了两个半月后，才转发调查组已上交的报告给中共天津市委等其他机关。

山东：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

甘肃：1954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三年困难时期该省饿死的人口达100万。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 。特别的是，甘肃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曾爆发过“夹边沟惨案”。

贵州：官方统计数字指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而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中认为全省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一说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而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

浙江：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

陕西：2013年，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在陕西省委党报《陕西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父亲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其中提到陕西也发生了饥荒。

湖南：据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湖南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1959年-1961年间，湖南省出现了死亡人口剧增，出生人口锐减的情况。具体见下表。

暴力事件

吃人事件

于是各个农村的公共食堂粮食短缺，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艾塞克斯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逊（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冯客的助手），从中国官方档案中节选出121个，201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档案汇编《中国大饥荒，1958-1962》，档案中包括饿死与人吃人的记载。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湾》获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其中纪录了大饥荒时期的真实片段：“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四川：前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长宁（县）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甘肃：三年困难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的李磊在她的自传体著作《悠悠岁月》一书中提及临夏市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例如红台公社小门沟生产队共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此外，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中国调查时，曾获得关于临夏地区人吃人的官方内部调查资料。2008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2013年11月20日，美国劳改基金会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向媒体公布了安徽和甘肃两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国官方调查文件，根据该文件，临夏以及和政两地共有75人被吃掉，其中11人是被杀死后吃掉。 安徽：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安徽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当中提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吃人事件）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 其中，安徽省亳县每个公社都发生了人吃人，据原安徽省亳县人大、人委办公室副主任梁志远回忆：“全县农村71万人口，据多点调查推算，死亡人口达20万人以上，人吃人多处发生。” 山东：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贵州：于1959年至1979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回忆表示他曾在1961年“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据湄潭县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9年至1960年5月，“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 湖南：刘家远杀子食子案为发生在1960年的湖南澧县，三年大饥荒导致刘家远家中同样受到冲击。家中断炊已久，饿得奄奄一息的刘家远，最终将儿子杀害并充饥。事件发生后，刘家远被逮捕。该事件也成为三年大饥荒时期的人相食证明。

民众暴动

1964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一份报告第81-82页提到，1960年10月、11月，在数个灾情严重的省份突然出现大规模异议事件，尤其是山东和河南，其中河南的民众暴动尤为严重、波及全省，许多军队组织亦加入了起义，瘫痪了地方政权并处决共产党干部。该中情局报告提到，林彪在1961年1月曾警告当年可能出现更多类似政治事件并要求采取特别措施确保军队受控，而该报告进一步指出： 中国东部和北部受灾地区严重食物短缺所造成的饥荒，是导致民众暴动的基本原因。尽管共产中国的领导人极力否认饥荒发生，但各方面的大量证据显示，这一时期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疾病（如水肿和肝炎）大范围爆发，造成死亡率激增。西藏文件显示，1960-1961年冬季，中国第一军百分之十的军人有家属“非正常死亡”，佐证了周恩来于二月份所述的“生存条件艰难”。 此外，毛泽东本人认为（1961年10月在与伯纳德·蒙哥马利谈论共产中国人口问题时，无意中谈到），1960-1961年共有超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为确保解放军的效忠，中共领导人迅速增加了军队的物资配给，提高了军人及家属的医疗待遇，并在全军上下展开异议调查、进行高强度思想训诫。

崖县暴乱

1958年12月，广东省崖县（现属海南）发生暴乱，参加者近3000人，杀死水库工地主任等4人。暴乱平息后，有105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

“顺天会保民军”

1958年，福建省建瓯县跃进公社组织200余人烧炭、挖矿、炼铁，工人吃睡在山上。有不满者利用原来的刀会，组织“顺天会保民军”，杀死乡长及其兄弟2人。

山东红枪会

1960年3月21日，山东益都县“红枪会”发起暴乱，打死干部1人，打伤7人。事后发生了大量捕人的情况，仅第一季度共捕2048人。

刘桂阳案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刘桂阳为反映民众的困苦，在国务院北门外请愿、张贴标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在文革后被平反。

信阳事件

河南省信阳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河北还乡道等

1961年1月，河北省永年县以曹某为首，串连纠合八个村的“还乡道”、“梅花拳”、“黄沙会”等道徒，企图砸抢粮库，进行暴乱。

中国劳动党

在饿死20余万人的安徽无为县，1960年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56年考入北大，因说农村有人饿死，被校长陆平开除）看到众多乡亲被饿死组织而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并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了《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准备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暴动，后被两个连的部队剿灭。1982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部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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